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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星星社工：李相君——资深中级社工
想开设每月一星已经很久了，但一直在想，这第一期该写谁？读到这首诗，那一句一句、浅浅深深、静静地坚守不就说的他吗？我想再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这第一期的人物了。
他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现在是我们社工讲堂《社会工作综合能力》的讲师；他是做了8年、期间坷坷坎坎，依然坚守一份赤子之心的社工人，他是本期的社工人物——李相君，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一、上访的老人
在这个故事里，我不是主角。
主角A是来自古蔺乡下的老人董某，似乎对每一个人都特别客气，总是面带笑容，见谁都称“领导”。一开始我觉得这个老人很和蔼，虽然笑得有点假，我对他也很客气。后来见多了他的假笑，几经解释他依然执意叫我们“领导”，就开始有点烦他。原来他是一名“缠访户”，每个月都会准时准点地到市里上访，然后被接到救助站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送回古蔺。于是每次他一来，跟他话也懒得多说，反正就按前几个月的“剧情”发展就行了。
主角B是刚到救助站工作没几天的张哥，他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虽然他刚来，对救助流程似乎还不是很熟悉，但同事们私下里都说他特别能干。接触了几天之后，我并没有发觉张哥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地方，反而觉得张哥有点“怪”，他在工作中时不时都会有些看起来多此一举的，不合常“规”的举动，包括这一次。
这天早晨，领导安排张哥和我护送董某回古蔺，为了能在下班之前返程，我一早就办妥了所有手续，把董某带到救助大厅等候张哥。
张哥来了以后并没有急着出发，而是翻看董某的救助资料，我则在旁边补充说明一些我所知道、但救助资料里没有注明的信息。比如董某已经来过几次，原因好像是因为土地纠纷等等。然而张哥听完之后还是没有急着出发，反而坐到了董某身边，跟他闲聊起来，原来张哥就是古蔺人，他们俩算是老乡。一开始我还比较理解，因为基于这位老人的客气，以前我也曾经乐意跟他聊天。然而张哥似乎聊起来就没完没了，时间渐渐过去了，我担心下班之前赶不回来，心里就开始埋怨张哥。
直接送回去不就完了？
在车上不是还可以继续聊吗？
有完没完？他以前去哪些部门投诉过有这么重要吗？关我们什么事？
我的天！又聊到几十年前去了，今天还送不送了？
……
那天张哥和老人一共聊了2个多小时才出发，车上还在继续聊。我的心情很差，因为我知道，等我们回来时，天肯定都黑了。
然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人董某，自那天以后再也没有到市里上访过，自然也没有在救助站出现过。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隐隐觉得这种结果和张哥那天的谈话有关系，但我始终不相信张哥向老人提的那些建议真能解决这种十几年前的土地纠纷问题。我也问过张哥，他回答得很神秘：“这叫‘个案面谈’，学了社工（指这个专业）你就懂了。”
于是，我开始学习社会工作，2014年我考了初级，开始尝试用社工方法去帮助人。那段时间我很充实，利用专业的方法让我帮助了以前那些我“爱莫能助”的人，也写了很多案例发表在《社工中国网》和救助站的网站上——虽然现在看来那些案例都做得比较肤浅。
而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直到我做了好几年社工，累积了足够多的服务经验才弄明白的：张哥那天的面谈确实并不一定能指导老人解决十几年前的土地纠纷，但老人在张哥面前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感受到了久违的理解和支持，舒缓了老人心中多年的委屈。
十几年前的得与失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有一种委屈，叫“没人理解”。
有一种执著，叫“争一口气”。
二、“不务正业”的社区干部
2015年，我去了社区，应聘的时候，街道的领导问我：“你要不要先在街道干？在街道收入也会多一些，而社区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我脑海中立即浮现了电视里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跟各式居民打交道的“居委会大妈”，肯定地回答说：“我还是想去社区。我考社区干部，就是想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
然而没多久我就发现，现实的社区居委会跟电视中的不一样，跟书上描述的也不一样。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待在办公室里做一些行政工作，或者出去参加一些食品药品的安全检查，当然我也像其他社区干部一样负责对接一两个小区，其中一个就是“安置小区”。有同事告诉我，里面住的都是“刁民”，社区、街道的人有的在那被轰出来过，有的被骂哭过，有的还挨过打，建议我不要主动去。我有点沮丧，这和我向往的为有需要的居民排忧解难的初衷不一样了。
终于，我还是去了这个小区，一听说我是目前对接这个小区的社区干部，不少在树荫下闲聊的居民就围了过来，有的套近乎，有的看热闹，更多的是在抱怨，而且态度确实不怎么友好。我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说着，遇到不清楚的就问一问细节，渐渐地，居民们看我并不像是在敷衍他们，语气逐渐缓和了下来，他们也不再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两三个居民代表跟我聊，其他人偶尔补充。
原来，这个安置小区的居民在接受拆迁安置后，第二年国家就出台了更优厚的拆迁补助政策。原本是一个村的村民，第二年被安置到其他小区的就比他们得到的补助更多，这让他们感到很不公平；入住小区十多年了，有的楼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倾斜，墙面也有了裂痕，这让他们感到很恐慌。
没有赶上好的政策，虽然不甘，却怪不上任何人。没田可种，什么东西都要花钱去买，也不是不能适应，省吃俭用也好、打打零工挣钱也好，日子总能过下去。但唯一的蜗居出了问题，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不安。
我不清楚楼栋有一定倾斜最终会不会倒塌，也不知道天花板的裂缝应该如何处理，但是，不懂可以问啊。于是，我带着几个居民代表向相关部门咨询，到档案馆借阅相关资料，然后收集居民签名，协助他们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关于小区那几栋楼是否危房的鉴定申请。
这件事之后，有居民说我这个社区干部有点“不一样”，主动到社区办公室找我的居民渐渐多了起来，我协助处理了很多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婆婆妈妈”的事。与之前待在办公室里浑浑噩噩相反，我在居民们满意的笑容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
有的同事笑我“不务正业”，领导安排的事情不第一时间完成，居民一个招呼倒是跑得飞快。我确是乐在其中，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我能回忆起来的，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点点滴滴，而是与居民之间一件件的“琐事”。我也渐渐明白，事情杂、任务重、行政化的社区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几个月之后，我从社区辞职，来到了泸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终于开始接触更为系统的，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工作。
三、“你想做杂货铺还是专卖店？”
社工协会给予了我很强烈的归属感。在这里没有人觉得主动接触居民是“没事找事”，也不用再不懂装懂地去检查什么安全隐患，同事之间不再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们秉持的都是社会工作价值观，工作中运用的都是社会工作方法，我们争论的仅仅是哪一种方法能对服务对象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
每周5个工作日，至少要开展4次面向多人的小组活动，进行2次面向个人的个案面谈，加上活动策划、简报、个案记录等等资料的整理，工作不可谓不辛苦，但心里却很充实。教科书上对我来说原本抽象模糊的种种方法和技巧得到了实践的验证，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新的专业知识。
有一次参加培训时，老师谈到现在的社工做得太杂，各个领域都在涉及，很少有专于某个固定领域不断实践和积累经验的，因而不可替代性比较低，问我们是想做“杂货铺”还是“专卖店”。
“当然是专卖店了。”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其实越是学习和实践，就越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也希望自己能固定一种领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断积累经验，加速自己能力的提升。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社工的工资是源于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近几年泸州的相关项目又屈指可数，我们不得不“有什么项目就做什么项目”，罕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于是，立志做“专卖店”的我，实际做成了杂得不能再杂的“杂货店”。不但把社区治理、残疾人、老人、儿童青少年、党建等各个领域的项目几乎做了个遍，而且几乎每年换一个领域，每换一个新的领域都是在从零开始摸索，很难做到固定领域的经验积累。即便是自己最想做的儿童青少年服务领域，也只能以半志愿的形式，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下来。
四、前路漫漫
泸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活动。有一次，我在几个社区募集了一些图书，捐给了某儿童福利院，顺带给院里的孩子们做了一场寓教于乐的活动。后来院方找到我，希望我参与那年孩子们的夏令营活动策划，说是以前的夏令营总是交给旅游公司策划，经常是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也没有太多教育意义，我答应了。
那年夏天，我带着6个实习生，给院里的孩子们做了一期夏令营。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孩子们很激动，很多人都哭了，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的依恋，于是我向院方申请做长期的志愿者。基于夏令营的活动效果，院方开始认可社会工作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的专业，不但答应了，还主动每月支付我一些志愿服务补贴，让我多为孩子们开展一些类似的体验式教育活动。
这些孩子们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回院里住宿，我只能晚上或者周末过去。一开始我每月过去两三次，后来每周两三次。有时候给他们做活动，有时候陪他们聊天，有时候跟他们一起打球，有时候监督他们学习。孩子们越来越喜欢我，我也越来越喜欢孩子们。他们喜欢撒娇地让我背、让我抱，喜欢像树熊一样吊在我身上，喜欢趁我不注意吓我一跳然后哈哈大笑着逃走，喜欢让我看他们拿到的奖状和进步的成绩单，让我表扬他们。我也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简单的陪伴让我感到快乐，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设计活动引导他们体验、思考和改变让我很有价值感。
然而，我心里对他们却很是担心，他们现在虽然在儿童福利院里衣食无忧，但他们的身世遭遇注定了他们将来会比其他有家庭的孩子面对更多的磨难。因此，他们需要比其他孩子更加坚强、自信、积极、乐观……总之，更加优秀。
我看到了孩子们性格上、价值观上的很多问题，环境上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很多因素，但我深感乏力。仅以我目前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于是我开始自费参加一些关于儿童社会工作的培训；仅以我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志愿者共同参与；仅以业余的时间也是不够的，于是我开始申报一些相关的社会服务项目……
两年以来，有的努力看到了回报，也有的目标至今依然没有实现，但我依然坚持着。因为每次听到他们的呼唤、看到他们的笑脸、收到他们的视频弹窗，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依恋，让我充满了价值感，也唤醒我的责任感。
有人说，做儿童工作的人是很伟大的，因为他们影响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现在，还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甚至是他们的后代。于是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些行为很伟大，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这样伟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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